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观

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观

1922年8月2日梁启超到达南京,为暑假在学校的学员进行了第一场学术讲演。这次讲演着重提出了他的趣味人生观,令人耳目一新,对年轻人很有启迪。

他认为,人生最合理的生活应该是“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”,并畅述“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,生活才有价值;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,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,要它何用”?何谓趣味呢?

梁解释道:“凡趣味的性质,总要以趣味始,以趣味终。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,莫如以下几项:一劳作,二游戏,三艺术,四学问。”

他认为除此之外,像赌钱、喝酒、做官之类的事在做时或许有趣,但并非能以趣味终。输了钱如何?喝酒喝病了如何?没有官做或罢官后又如何?因此梁启超提倡做学问,认为“学问的本质能以趣味始,以趣味终,最合我趣味主义的条件”。

同年10月下旬,梁启超再次应邀来南京,住在东南大学成贤学舍,这次他每天下午在东南大学系统地讲授“中国政治思想史”,上午和晚上常去其他院校学演讲,每周一、三、五上午还要去坐落在第一公园内的“支那内学院”听欧阳竞无先生讲佛学。

这次讲与学使他劳累过度,加上一次与老友陈伯严相聚饮酒过量又遇风寒,患了心脏病。但病后他不以为然,要继续讲学,在同来好友张君劢的强制下才静养了一个星期。

因时间与他身体等原因,这次政治思想史只讲完先秦部分。他后在养病期间把讲义整理成专著,这就是著名的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。

1923年1月13日,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举行告别演说。他认为一个人即使有忧,也决非私忧,而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,“为人类如父母、妻子、朋友、国家、世界而痛苦”。梁启超的这种人生观,使他处于困境之中仍能奋斗不息。

他还讲道:“对于自己所做的事,总是津津有味,而且兴致淋漓,什么悲观咧,厌世噜,在我所用的字典中可以说完全没有!我所做的事常常一面失败一面做,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面感觉趣味,就是在失败中也感到趣味。”

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无疑是他一生勤奋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动力,对当时大革命前夕的年轻人是非常需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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